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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7-08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所作的重要指示中指出,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主体责任,要抓紧抓实抓好。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无疑是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具体工作抓起,并用抓具体工作的成效来加以检验,切实落实好这一主体责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作出表率,紧密联系领导工作实际,学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要求更严一些、更高一些,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系统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真正按合格党员的标准对照自己、要求自己、提高自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两学一做”教育活动中,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系统学、扎实学,原原本本学,把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与党章党规的学习融会贯通,确保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做出重要批示,对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的深刻意义,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要内容,真正把握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在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下功夫,并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到具体工作中,从而把抓党员队伍建设的意识树起来、责任扛起来,把各级党组织应有的作用发挥出来。 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就要在管好干部、带好班子的同时,管好党员、带好队伍,掌握抓党员队伍建设的方法要求。必须明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八条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那么,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无论什么职级、什么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有普通党员意识,不仅要到所在支部去与同志们一起交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要求,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等基本制度,而且还要带头参加学习讨论,带头谈体会、讲党课、作报告,带头参加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带头立足岗位作贡献,引领整个学习教育扎实有效地开展。与此同时尤其要了解党员在想什么做什么,要摸清党员队伍所处的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存在哪些突出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学习教育引向深入,确保取得实际成效。 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履行好主体责任,还要坚持区分层次,及时指导,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防止走过场和形式主义。什么是学习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不区分实际情况,不针对具体问题,囫囵吞枣,或者简单照抄照搬上级的各项学习部署,都搞统一步调、统一模式,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而要防止形式主义,不仅仅在于不搞“一刀切”,还在于“对症下药”。我们有4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千差万别,一个药方、一个处方显然不能包治百病,因此“处方权”要下放,让基层当“小郎中”。这就意味着,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要有针对性地确定学习方式、学习重点、学习计划,要拿捏好分寸。必须明确学习教育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在于按照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的要求,立足于抓常、抓细、抓长,推动党内教育由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把思想政治建设融入日常的党内政治生活之中。 广东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三个定位、两个率先”使命的先行地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也要走在前列。全省各级党组织务必把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推动。主要负责同志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对工作方案亲自审定,对重要任务亲自部署,以严肃的态度、严抓的韧劲,步步深入、环环相扣,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紧抓实抓好,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好态势巩固发展下去,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政治保证、思想动力、组织保障和精神支撑。 南方日报评论员 (南方日报)中新网4月11日电 近日,《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 2050年)》(下称《规划》)出台。规划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间段,近期要实现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中期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远期则要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规划》称,近期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个阶段要实现中国足球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保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群众对足球运动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开展足球活动的场地、时间、经费得到基本保障,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保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群众对足球运动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开展足球活动的场地、时间、经费得到基本保障,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打基础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的足球管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政策法规初具框架,行业标准和规范趋于完善,竞赛和培训体系科学合理,足球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 0.7块足球场地。《规划》提到,中期从2021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要实现是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动力更足的含义是,管理体制科学顺畅,法律法规完善健全,多元投入持续稳定,足球人口基础坚实。每万人拥有1块足球场地。活力更强指的是,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参与,足球产业规模有较大提高,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引擎。影响力更大指的是,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体育大国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规划》表示,远期从2031年到2050年。这个阶段要全力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共圆中华儿女的足球梦想,为世界足球运动作出应有贡献。2016年4月9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王毅表示,中英双方正在围绕落实习近平主席访英成果这条主线,扩大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增进相互了解信任,确保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开好局、起好步。哈蒙德表示,英方高度重视打造英中“黄金时代”,愿与中方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大力推进两国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王毅向哈蒙德表明了中方在香港事务、南海局势等问题上的立场。王毅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将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中方赞赏英方不支持“港独”的表态。王毅指出,中方希望英方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公正、客观立场,不要选边站队。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不应炒作南 海问题。双方还就朝鲜半岛核问题、叙利亚政治解决进程等交换了意见。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题:不是缺“纸”,是缺“服务责任心” 新华社记者潘强、强勇 因为“没纸”,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7个多月未发出过一张商标注册证,这一事件近日曝光后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相关部门回应并致歉,称纸张供应已到位,正加班加点印制,积压的商标证5月底前可全部发放。 商标是产品的身份证,是企业打造品牌的“生命”,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宝”,对企业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商标不能按时注册,产品就不能正常入市流通,企业就不能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可相关部门大半年竟然发不出一张商标注册证,而且连个公告、解释都没发布,不但反映出服务效率低的问题,也反映出作风不实和慵懒散漫的问题。 商标局在近日的公开回应中称,“没纸”的原因是“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可缺“纸”去年8月就出现,为何缺“纸”的原因不能及时向企业和社会公布?归根到底,商标局缺的不是“纸”,是服务社会的责任心。 记者梳理发现,缺“纸”的不仅仅是商标局。近年来,类似的“荒诞剧”在全国各地时有上演。例如,在河南偃师、贵州贵阳等地,多家医院曾因缺“纸”而无法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令孩子上户口、办独生子女证等受到影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拖延症”折射出服务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削弱百姓“获得感”,还会降低政府公信力,损害政府部门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数据统计显示,全国每天新增企业上万家,商标注册的申请量不断增加。在简政放权、供给侧改革等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果一些部门的作风不改、服务效率得不到提升、“服务责任心”得不到加强,无疑会影响经济转型升级和改革成效。 “拖延症”是病,得治。一方面,积压的商标注册要尽快发放,尽可能减少企业损失,对相关责任人的“拖延”行为要予以批评处理;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吸取教训,不能等到媒体曝光才整治,要增强为民办事的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真正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李昌平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任命赵英民为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任命戴东昌为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任命刘伟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正部长级);任命相里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命王京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正部长级)。 免去丹珠昂奔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潘岳的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职务;免去王昌顺的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职务;免去詹文龙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免去卢雍政的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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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今明两年是换届之年,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带病上岗,不能再放到要害岗位。”政知圈注意到,4月11日,中纪委官网放出了这样的狠话。文章称,要突出惩治重点,严防带病提拔,修复政治生态。与此同时,中纪委机关报发文表示,要保持高压态势,严肃查处换届选举中拉票贿选、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问题,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有效防止买官卖官、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媒体曾报道, “换届选举”是买官卖官多发的时期,地方党委或政府换届时,干部交流提拔得多,一些买官者浑水摸鱼,伺机买官。中纪委在同一日两次强调严防换届之年买官卖官、带病提拔。在过去的换届当中,带病提拔、买官卖官的都有谁?他们又造成了哪些恶劣影响?苏荣大肆卖官鬻爵后仍升副国级说到买官卖官、带病提拔,政知圈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首次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根据此前披露的苏荣案件细节,苏荣所收贿赂中大部分发生在2011年换届前后。许多干部反映,苏荣说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亲属更是将江西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2011年换届前,其妻于丽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讲,“老苏快没权了,需要帮忙早点说”。其后,已超过规定年龄的苏荣连任省委书记。这让苏家侥幸和紧迫心理交织,放手捞最后一把。于丽芳一方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对于办得不得力的,还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答应帮助解决,但未能如愿,于丽芳就和苏荣大吵大闹,苏荣只好辩解说“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苏荣不仅通过卖官提拔“有病官员”,他自己也属于在换届之年被“带病提拔”。2013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苏荣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副国级。任命的消息出来后,一位曾因举报苏荣而被“双规”者的前妻将举报材料寄给了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一年后的6月14日,苏荣成为了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落马的副国级官员。姚木根送礼当上副省长 告状信满天飞在给苏荣送礼的名单中,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等省级干部都在其中。政知圈注意到,正是在2011年江西的换届之年,姚木根由江西省发改委主任被提拔为副省长,公开报道显示,苏荣曾力排众议让姚木根成为副省级干部。姚木根落马时,当地官场多名人士对媒体称,早在其担任发改委主任期间,就“告状信满天飞”。在姚升任副省长之前,有很多人反映他的问题,但最终没有影响到他的提拔。根据检方指控,在2004年5月至2013年下半年,姚木根利用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新余市宏基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皮海如、何杰等单位和个人在催要货款、承揽工程、工作调动和职务晋升等事项提供帮助。姚木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易安萍、其子姚易、其父姚振明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02.9万元。杨建华挪用公款80万拉票 当选市委常委政知圈从中组部2011年印发的《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案例选编》中看到,中组部将扰乱换届的行为分为许多种,除了买官卖官外,还有拉票贿选、跑官要官、违规用人、干扰换届几种。其中,拉票贿选在今年的换届中格外受到重视,习近平在两会期间曾发话:“要深刻吸取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的教训。”湖南衡阳贿选主要发生在人大换届,四川南充贿选案则是涉及到当地的“父母官”。政知圈注意到,2011年中组部印发的案例中,拉票贿选有的是以发短信的形势,有的基层地区则每票花费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而当年10月在南充市委的换届选举前,时任仪陇县委书记杨建华用公款80万元,自己出面或安排下属,向部分可能成为市委委员的人员送钱拉票,通过拉票贿选当选市委常委。杨建华于去年9月已被判刑20年。虽然有当地政界人士认为杨建华平时为人低调,待人无架子,较有工作能力,但也有人表示杨在主政仪陇期间不仅政绩平淡,且被指在多个市政项目中通过家属和关联企业获利,还有杨的下属透露杨当上市委常委三年对分管工作还不熟悉。进一步调查发现,2011年的选举中,南充市有关干部民主推荐中存在送钱拉票问题,时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和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有失职渎职问题。上述问题共涉及人员477人,其中组织送钱拉票的16人,帮助送钱拉票的227人,接受拉票钱款的230人,失职渎职的4人;涉案金额1671.9万元。多知道点换届之年,哪些高官曾被带病提拔?政知圈注意到,在已经落马的省级高官中,有不少人是在换届前后获得提拔,其中包括:周本顺:2013年3月任河北省委书记中纪委对周本顺的通报显示,周本顺生活奢侈、挥霍浪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收受礼金、礼品,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私存涉密资料,泄露党和国家秘密。魏宏:2013年1月任四川省省长因严重违纪,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媒体报道称,李春城和魏宏曾因竞争省长位置发生过激烈冲突,互相有攻击和告状行为。聂春玉:2011年1月任山西省委常委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和企业发展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37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58万余元。谷春立:2013年1月任吉林省副省长中纪委通报显示,谷春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收受礼金,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王阳:2013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苏宏章:2011年1月任辽宁省委常委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财新网报道,当地传言苏宏章以“黑马”姿态入常或因贿选。资料来源:新华网、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长江商报、财新网、上游新闻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近日,中纪委网站刊发《这10件事千万要操操心,不要"护犊子"》,其中列举了10件事,提醒广大领导干部操操心、留留神,不能“护犊子”。落马官员中,很多违法违纪行为都具有家庭属性,不少老虎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周永康大儿子凭官倒牟利,郭伯雄曾叹气说自己儿子郭正纲以后是个大麻烦,令计划更是违纪处理自己儿子车祸事件。周永康大儿子坑爹,二儿子疏远父亲2014年7月29日,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成为建国以来,由中纪委查办的最高级别的正国级官员。此前2013年底,周永康儿子周滨、儿媳黄婉被带走调查。“政事儿”注意到,周永康大儿子周滨以父之名,建立了庞大的贪腐集团,蒋洁敏多名官员涉案。周滨就读于位于四川的西南石油大学,当时,周永康已经称为中石油总公司的高层。2001年,周滨入川,寻找商机。当时,周永康已经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一开始,周永康并不同意他经商,两人曾因经商一事发生争执。但周滨其后“生意”还是越做越大,就在周滨在四川到处寻找项目时,刘汉高价从周滨手中购买项目“为了维护关系”。据媒体报道,刘汉曾表示,周永康曾亲自打电话告诉他,“要照顾好周滨”。周滨利用自己同学、周永康前部下等关系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政商网络,生意囊括了石油、土地、矿业等多个行业。而2013年上半年,中石油系蒋洁敏、王永春、王道富、冉新权等多名高管被调查,系中纪委专案组收到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反映蒋洁敏等多名高管,帮助周滨等人获得油气田区块,谋取经济利益。“政事儿”注意到,周永康一审判决书显示,周永康滥用职权,要求蒋洁敏、李春城为周滨、周锋等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使上述人员非法获利21.36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14.86亿余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与大儿子不同,周永康次子周涵则疏远父亲。据媒体报道,周涵曾经在中石油系统工作,后来离开石油系统。周涵生母王淑华曾在十几年前到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后死于车祸,此后2001年周永康与贾晓烨结婚。周涵也因此拒绝见父亲,与周永康产生嫌隙。郭伯雄“这个娃不求上进真没办法,以后是个大麻烦”近日,郭伯雄案立案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对郭伯雄案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郭伯雄家人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涉嫌犯罪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这里面提到的家人,应包括去年3月落马的郭伯雄儿子郭正钢。去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国军网公布消息,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郭正钢作为郭伯雄的独子,一直是郭伯雄的“心病”。据媒体报道,郭伯雄同一位下属聊天曾表示“这个娃不求上进真没办法,以后是个大麻烦”。而郭正钢,这个“熊”孩子,确实颇为任性,还曾说出“反腐搞一搞就得了”的言论。据媒体报道,郭正钢在舟山警备区工作时,基本不到下面的团里去;警备区机关干部拿着文件找他,经常找不到人;参加会议时,经常甩手离去。也不太爱和下级说话,有时在大院里遇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瞥人一眼,头也不点。除此之外,郭正钢的婚姻也很让家人头疼。郭正钢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已近50岁。两人奉子成婚,吴芳芳曾一度带着她的老娘挺着个大肚子跑去郭正钢的办公室,要求对方给个说法。后成婚。据媒体报道,郭正钢家里并不认可吴芳芳这个儿媳。而吴芳芳的几个军产经营项目问题成堆,2013年开始,相继爆发群访群诉事件。在吴芳芳军产项目中被骗的投资者们多次在浙江省军区门前聚集、抗议,甚至高呼“郭正钢还钱!”。令计划违纪手段处理儿子车祸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2015年第1期曾刊文《令计划布局与败落》。文中谈到,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令计划的独生子令谷在北京一场法拉利【学习进行时】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中组部也发出《通知》,把这篇文章纳入“两学一做”的重要内容。那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怎样一篇文章,总书记为何如此重视?新华网《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今日推出《习近平为什么提出要重温这篇著作》,为您解析。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相比之下,《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样一篇专门讲工作方法的著作,知名度不算高。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特意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重温这篇著作,有何深意?理解中共成功之道的一把钥匙《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写于67年前,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总字数不到3000字。党史专家却认为,它是理解中共成功之道的一把钥匙。1949年,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把这种转变形象地比作“进京赶考”。考试能否及格,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如何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除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必须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来贯彻执行。毛泽东一贯重视工作方法。1949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渡过,“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28年血与火的斗争中 取的工作经验,是他为全党“进京赶考”准备的“桥或船”之一。在当前,随着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凸现,然而不少党员干部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适症”,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可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被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提及,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此时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我们究竟应该学什么?首先应掌握它的基本思想。其一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多次巡视的结果显示,个别地方党委(党组)“一把手”以集中之名行“一言堂”之实,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是习近平要求我们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深意之一。其二是树立规矩意识。“规矩”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盘点十八大以来的“打虎”实践,反复验证了一条规律:落马高官违法违纪情形各异,但无一不是违反了政治纪律或政治规矩。因此,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中要求,要“在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下功夫,真正把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基本思想,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2015年,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并审议通过修订《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要求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与学习贯彻两个条例结合起来,准确掌握条例内容,深刻理解条例精神,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另一重深意显而易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主要有哪些?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12个方面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有党史专家将这十二条工作方法概括为三个要点: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弹钢琴”与胸中有数;“抓紧”与开会。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其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不仅从正确处理党委会的“班长”同委员之间的关系上,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还提出在党委会内部“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通过“互通情报”等具体方法,以使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保证。“弹钢琴”与胸中有“数”。面对复杂的工作,毛泽东提倡党委会的同志要学会统筹兼顾,他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学会“弹钢琴”,不但要心中有“谱”,而且还要胸中有“数”。如何真正把握客观情况,做到胸中有“数”?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唯一正确途径。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抓紧”与开会。发扬民主和“抓紧”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好各种会议。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做准备。开会时,不要照本宣科,要充分发挥参会人员的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67年后,再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文章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十二种“工作方法”仍是今天党建工作的法宝。(李洁琼 姚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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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5日,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受贿2390万元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审。(CFP/图)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寻租腐败。北京购车摇号政策的一个看似细小的制度漏洞:几类京A车牌重新启用由车管所领导依据相关单位或个人的“工作需要”酌情审批,为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等人打开寻租的方便之门。2016年2月21日,新华社报道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称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作出裁定,驳回宋建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宋建国受贿罪罪名成立,依法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4月初,宋建国的辩护人,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运恒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律师曾三次书面申请要求二审开庭审理,但法院并未接受。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实施购买小客车上牌需摇号的城市。2011年1月,该政策实施之初,中签率为1∶10.6,即大概11个人中有1人能摇到车牌。最近一次,2016年2月底,已变为665人中,才有1人能摇到牌照。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各种触目惊心的寻租腐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为宋建国窝案。在这起窝案中,受贿者除宋建国外,他的儿子、秘书、司机、副手等多人涉及其中。一个看似细微的制度漏洞,为设租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甚至分文不取。而直接或间接从这些人手里“购买”车牌者,有人是因为“摇号”不中,有人是纯粹为了面子好看,有人则是为了转手牟利。他们中亦不乏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论处者,最高录得有期徒刑长达九年六个月。“酌情”审批的京A车牌几类京A车牌的审批须依据什么条件,只有一个模糊的规定:“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什么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体说明。宋建国,曾用名宋宝林,1954年11月生于北京。1977年,时年23岁的宋建国参加公安工作。他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铁匠营派出所民警、丰台分局预审科预审员、蒲黄榆派出所所长、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处长、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等职务。2006年10月,52岁的宋建国调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的职能之一,是管理、发放小汽车牌照。北京市从1994年8月开始启用、换发“九二式车牌”,彼时只有京A、京B、京C三个号段的牌照。随着私人拥有的小汽车增多,这些牌照迅速饱和。重新启用牌照成为惯例,一些办理了转出、报废手续的车辆牌照可重新启用。由于京A牌照较多的使用者是中央国家部委和北京市直机关,所以重新启用后的京A牌照,并没有公开发放让普通购车者选取,而是由北京市交管局及下辖的车管所领导“酌情”审批。司法文件显示,北京市交管局内部规定,交管局局长可以审批京A8开头的车牌,副局长可以审批京A车牌,车管所所长可以审批京A带一个字母的车牌。这几类京A车牌的审批须依据什么条件,在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的《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里,只有一个模糊的规定:“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什么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体说明。根据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牌证科科长的证言,车管所办理来自交管局审批的京A车牌,一般流程是:内部审批单从交管局传到车管所办公室,然后由车管所办公室交给牌证科科长办理。内部审批单上一般都会有分管车管所的副局长的签字;如果是局长宋建国审批的车牌,还会有宋建国秘书王飞的签字。2011年1月,北京市开始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即俗称的购车摇号政策。申购小客车需通过抽签摇号,才能取得车牌。参与摇号的人群越来越多,指标却越来越少,因而中签率屡创新低。2012年11月,多位从宋建国秘书王飞手中“购买”了车牌的人,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刑事拘留。2012年12月,58岁的宋建国被免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职务。12月6日,有新华社下辖媒体刊载消息称,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原因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开设在新浪网的官方微博,连发三条辟谣微博,称“此消息不实”。一年多之后,纪委调查来了。2014年5月底,宋建国被北京市纪检部门调查。6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羁押、逮捕了多名涉案人员。同年9月,宋建国被检察院正式逮捕。检方指控,宋建国在2004年至2014年4月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办理京A牌照、办理户口、驾校恢复营业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了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0.688万元。司法材料显示,向宋建国输送利益以求获得京A牌照的人包括商人谭峰、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总经理刘长江,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荣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以及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他们获得车牌的时间,有的在2011年摇号政策实施之前,有的在摇号政策之后。2015年11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决宋建国犯受贿罪,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中特别写道,宋建国“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的相关事项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随后,宋建国提出上诉。北京高院的二审裁定书中,虽然未再写出宋建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并认为,“鉴于其(宋建国)在庭审中对指控事件不持异议,且在案大部分赃款、物已被追缴,对其可酌予从轻处罚”,但依然做出了维持无期徒刑的裁定。对于这一结果,宋建国表示不服,提出要继续申诉。他的家属和律师也表示会申诉。车牌贩卖链条宋建国的儿子、秘书,两个司机,以及副手,均卷入这场丑闻中,成为北京车牌贩卖者。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分文不取。围绕着北京车牌寻租的,不仅仅是宋建国一人,他的儿子、秘书,两个司机,以及副手,均卷入这场丑闻中。宋 ,宋建国之子,现年34岁,大学文化,曾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案发前,宋 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六支队五中队中队长。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宋 收受60万元,通过其父宋建国等人审批,帮助他人办理了两副京A牌照。司法材料显示,这两副耗资60万元购得的车牌,后来一副挂在一辆劳斯莱斯汽车上,一副挂在奔驰S600上。此外,宋 还涉及其他犯罪事项,检方指控其收受好处费共计1200余万元。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宋 犯贪污罪,处有期徒刑10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两项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宋 提出上诉。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宋 的二审,目前尚未宣判。王飞是宋建国之秘书,现年约43岁,中专毕业。他在1993年成为一名交警。2007年前后,他当上了宋的秘书,并担任北京市交管局秘书科副科长、科长等职。在车牌寻租的生意链中,王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包括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丰分所所长、交管局车管所牌证科科长等人的证言均指出,宋建国交代要办理的京A车牌,都是由王飞签字,具体联系办理的。2016年2月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月度通报信息显示,王飞利用职权,违规为请托人员办理了29副车牌,从中收受382万元。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王飞受贿罪成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没收个人财产500万元。现年51岁的杨常明,早在1995年就开始担任宋建国的司机。随后宋建国职务升迁、调动,杨始终跟随左右。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杨常明帮助他人办理了十几副京A车牌和1副京C车牌。有的车牌,杨常明没有收钱;有的,一副只收了8000块;有的每副收5万元。总计,杨常明收受了好处费43.8万元。2014年6月,杨常明被司法机关羁押,当月被逮捕。2015年5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杨常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杨常明随后上诉,2015年10月,北京市高院二审,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生于1986年的管某,初中文化,是北京市交管局的临时工。2006年至2012年,管某负责为宋建国的办公室和休息室打扫卫生,以及收发报刊信件。从2010年开始,管某也“兼职”成为了宋建国的代班司机。2012年,管某接受别人的委托,找到时任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张惠民审批,然后找到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违规办下一副京A车牌,并收了请托者5万元现金。为此,2013年5月,管某因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0月被逮捕。2014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管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没收了其5万元所得,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再罚金五千元。给管某审批的张惠民亦涉入弊案。检方指控,张惠民利用职务之便,向多人索贿、受贿226万元,其中违规审批、办理京A车牌,收受12万元好处费。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张惠民行贿罪成立,处有期徒刑7年。此外,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也因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便利,收取现金及购物卡总计二十多万元,经一审、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买车牌者:重者获刑九年半至少有7位购买京A牌照者,被以行贿罪追责。其中获刑最高者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轻者以“缓刑”得免。而这7人,行贿的对象均是宋建国的秘书王飞。卖车牌者,被以受贿罪,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买车牌者,也有多人被司法追责。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司法材料显示,至少有7位购买京A牌照者,被以行贿罪追责。其中获刑最高者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轻者以“缓刑”得免。而这7人,行贿的对象均是宋建国的秘书王飞。其中现年43岁的陈牧,在2010年至2012年间,向王飞行贿85万元,违规办理了4块京A车牌。其中两副京A8的车牌,一副40万,一副30万。2010年7、8月间,陈牧还与小他一岁的余峰,送给王飞35万元,违规办理了另一块京A8牌照。2012年11月,陈牧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被羁押。次月,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被公安机关劳教一年。然而,劳教期未满,情况即突变。2013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介入。陈牧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同年7月被逮捕。余峰也是在2012年11月,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被羁押;次月,取保候审。2013年6月,余峰同样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处陈牧、余峰犯行贿罪,分别处以有期徒刑七年半、三年半。程雷、李翼翔的情形,与陈牧、余峰类似。现年37岁的程雷,在2009年至2012年,先后给王飞104万元,违规办理了9副京A车牌。2012年这一年,程雷又与小他9岁的李翼翔一道,送给王飞61万元,违规办理了4副车牌。程雷、李翼翔将车牌转手他人,其中程获利18万元,李获利3万元。2012年11月,程雷、李翼翔,先是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监视居住,随后被刑事拘留。12月,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两人均被公安部门处以劳教一年。2013年6月,程雷以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刑拘,7月被逮捕。李翼翔亦因涉嫌犯行贿罪,7月被刑拘,随后被逮捕。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两人均犯行贿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公诉。2014年12月,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的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故两人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不能成立;但是行贿罪名成立,程雷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李翼翔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程雷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6月,北京市高院二审维持原判。王如宁,现年37岁,在2009年至2012年,先后送给王飞37万元,帮人违规办理了3副京A车牌。王如宁后来自述,这三块车牌,他收了请托者约53.5万元。2013年11月,王如宁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同年12月被逮捕。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他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四年。王如宁不服上诉。2015年3月,北京市高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白晓冬,现年42岁,原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早在1994年,因为一起交通违章罚款,就认识了当时还是交通警察的王飞,两人后来成为好友。2011年至2012年,白晓冬通过已是宋建国秘书的王飞,违规办理了4副京A车牌,为此,先后四次送给王飞42万元。白晓冬也是在2012年12月案发,彼时,他的罪名是窝藏、转移赃物,为此被公安劳教一年。同样是在2013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反贪局介入。白晓冬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2014年12月,白晓东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行贿罪,处有期徒刑4年。相比上述6位购买车牌者,现年37岁的迟某,则要“幸运”不少。王飞说,他是在2009年,通过宋建国认识的迟某。之后,宋建国还单独交代王飞,如果迟某找其要号牌,不用提前向他汇报。2011年至2012年,迟某通过王飞,违规办理了两副京A牌照。为此,迟某先后两次给予王飞10万元。2014年6月,迟某同样因涉嫌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不过当年10月,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处被告人迟某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无罚金。甚至,王飞的中专同学,现年43岁的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朝分所警长宋某,因介绍秦某向王飞行贿8万元,违规办理2副车牌,一审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犯介绍贿赂罪,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于直接向宋建国输送利益获得车牌者,郭文贵早已因涉多重大案,远遁海外。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长青,则在2016年1月,被北京市政协常委会以他“违法犯罪”为由,撤销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资格。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她还在朋友圈晒伦敦街头漫步,泰国沙滩上晒太阳;购买理财的通联支付单子铺满办公桌;在晒完公司发的成捆的现金和大量金条之后,她还不忘评论一句,“都搬不动,太重了”。北青报试图联系这名女子,采访她现在如何看待此前的行为,但有投资者说,中晋系的很多中高层员工一夜之间消失了,根本联系不上。一名投资者说,该女子在朋友圈中展示的生活只是“工作需要”,实际上都不是真实的,只不过是通过“炫富”的方式来招揽客户和合作伙伴。北青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微信朋友圈“中招”的投资者不在少数。投资者徐明介绍,很多人跟他一样,觉得是朋友圈人推荐的,问题不大,不妨试试,结果越玩越大。而有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是被其承诺的高收益吸引。在“高收益、短期限”的诱惑下,再加上朋友圈的“信用背书”,一些人开始铤而走险。据投资者介绍,“中晋合伙人”在产品设计上期限极短,甚至短至2到3个月,承诺收益率水平差距较大,大致在8%~16%,但加上高额的返利实际收益可达20%以上。最离谱的要属“中晋合伙人”力推的永久合伙人产品,承诺收益率达40%,限量限购,且规定不得赎回本金。调查“金字塔式”合伙人是中晋另一个圈钱招数北青报记者探访中晋系营业部的时候曾遇到多名中晋员工,他们现在完成了“角色转换”,成为维权者。一名投资者说,身陷局中,虽然身边有亲戚劝阻,但当时醒不过来。据其介绍,中晋的内部组织形式跟传销很相似,级别与业绩和发展的下线以及客户金额的保有量来定,保有量越多,等级越高。当等级达到四五级就可以升职为组长。据介绍,中晋正式员工一般每月到手工资约7000元,员工每拉80万元理财资金,每月的工资可增加3500元,员工之间形成了竞争攀比之风。另外,在业绩考核上,中晋资产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如果业绩不达标,直接淘汰走人,不会有什么试用期。”压力和奖励的双重刺激下,中晋资产大部分员工也购买了公司的产品。很多员工在微信朋友圈开始狂轰滥炸,拉上亲戚朋友一起投资。中晋客户中员工家属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金字塔式”合伙人是中晋圈钱的另一个圈钱模式。北青报记者查询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上海中晋一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旗下的有限合伙企业高达149家。据悉,中晋的合伙人种类繁多,包括一般合伙人、高级合伙人、明星合伙人、超级合伙人、战略合伙人,以及永久合伙人,层级结构分明。中晋官网此前披露的一则“中晋一期基金50亿完成募集”公告显示,“截至2016年4月1日,中晋一期基金共募集资金52.6亿元人民币,超计划筹资 2.6亿元。通过合伙制股权基金模式,中晋一期,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可转债,之后通过被投资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在二级市场退出,为投资人实现投资目的。”“朋友圈”的卖力营销、“金字塔式”分销模式,于是,一个金融传销的局越做越大。直到4月6日,警方通报,之前中晋出现资金链断裂,借新还旧,存在较多虚假项目。部分局中人才开始醒悟过来。揭秘中晋百亿级诈骗平台是如何打造的?短短几年时间,中晋系为何能在中国经济金融最发达地区造成这么大一个庞氏骗局?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公告,自2012年7月起,以徐勤为实际控制人的“中晋系”公司先后在上海及外省市投资注册50余家子公司,并控制100余家有限合伙企业,租赁高档商务楼和雇佣大量业务员。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郭亮。对外投资企业63家,国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其唯一的股东。北青报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得知,其投资企业多数为2015年前后成立的空壳公司。这些公司涉及各行各业,地产、金融、黄金、餐饮、科技、旅行社、保洁、航空设备、汽车租赁、服装设计、洗浴中心、游艇等几乎无所不包。而对外投资控股企业中,往往又投资设立了大量企业,以上海中晋一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例,其对外投资企业高达149家。国太控股则成立于2013年5月,注册资本1.95亿元,法定代表人陈佳菁。据其官网介绍,国太控股目前控股上市公司3家,非上市公司120家,集团共设有七大事业部,分别投资交通运输、建筑、房地产、金融、批发零售、商业服务、信息技术等领域。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其对外投资控股企业与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多有重合。也就是说,这100多家关联企业的幕后就是国太控股,而中晋资产则更多充当资本运作平台的角色。中晋设立100多家企业做何用途?从上海警方通报的内容来看,这些企业为其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提供了便利,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并骗取投资人信任。根据一份“中晋金钥匙三号《中晋合伙人计划》”内容,该计划是由国太控股旗下中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普通投资者量身定做的私募基金类理财产品,投资方向主要是国太控股旗下子公司的股权投资及对其进行流动性资金借款(主要为银行委托贷款)。其产品特点是活期理财,利息日结,随时提取本金和利息,5万元起购。从其介绍来看,有很大的自融嫌疑。上海财经大学一名研究经济法的青年教师与北青报记者交流时提到,在中晋一案中,以“有限责任”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被中晋系玩弄于股掌之中,这100多家关联企业就好比是一个个“装甲群”,开疆辟土,让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打造出一个百亿级别的诈骗平台。本来“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是为了鼓励创新,激活中小企业,实践中却很遗憾地被大量骗子所利用。疑问香港“仙股”缘何频繁卷入理财诈骗风波?在中晋系控制的企业当中,有三家香港上市公司引人注目。据了解,中晋资产发行的产品的资金被控股股东国太集团部分用于投资香港上市公司。从2015年底至2016年初,国太集团连续介入了三家港股上市公司 华耐控股、中国创新投资和中国趋势。对此,上海一位券商分析师指出,中晋资产高管应该是已经知道资金链告急,所以想到港股市场上去玩一把赚快钱,用来填补其资金缺口,但是它投资的三家公司都是香港“仙股”,在出事之后,股价更是大跌,加剧了其资金链崩塌。“仙股”是香港市场的“土特产”,即低于每股1港元的香港股票。其波动往往非常之大,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买“仙股”,赌的意味很重。2015年年底开始,国太集团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多次增持中国创新投资达到其总股本的27.75%,价格在0.067港元每股到0.07港元每股之间;以0.07港元每股买入12亿股中国趋势,持股比例为17.82%;买入华耐控股11.68%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而截至4月7日收盘,中国创新投资0.051港元每股,三天内暴跌了50%;中国趋势的股价则已经跌至0.019港元每股;华耐股份的股价也只有0.295港元每股的市值。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内,国太集团的三笔港股投资大幅亏损。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近期出事的诸多理财类平台中,涉及香港“仙股”不在少数,如上周曝光的快鹿集团深陷18亿兑付危机事件,旗下股票连续大挫。快鹿系旗下的三家港股上市公司目前的市值均低于1港元每股,十方控股目前股价为0.750港元、大中华金融为0.355港元、明华科技为0.510港元。为何这些出事的理财类平台都青睐香港“仙股”。对此,上海一名券商分析师指出,香港“仙股”往往市值小,容易操控,资本运作起来很方便,比如快鹿系《叶问3》票房造假目的就是通过运作票房成绩来抬升这些“仙股”的市值,从而获利。另外,这些理财平台的大多数客户为大陆普通居民,对香港的资本市场知之甚少,理财平台旗下有香港上市公司给人实力雄厚的印象,进而赢得投资者的信任。焦点卷入风暴的三栋外滩知名建筑北青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中晋系能在短短几年达到数百亿的规模,13万人卷入局中,跟其无处不在的“信用背书”拉拢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控股香港上市公司+知名媒体+名人背书”的方式,中晋系在金融圈中如鱼得水。中晋系冠名赞助上海知名相亲节目“相约星期六”,“九球天后”潘晓婷成为其形象代言人。“相约星期六”基本上是上海的“大爷大妈们”周末必看的一个“国民节目”。这个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口碑节目使中晋从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上海本地中老年阶层的熟识度。有分析人士指出,中晋一案中,大批老年人“踩雷”,其中60岁以上的投资人就超过2万,跟此或许有关。在因《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引发的快鹿系挤兑风波当中,也能看到明星、学者的背影,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父子在快鹿集团扮演的“角色”受到了公众质疑,朗家父子火速被卷入快鹿风波,影星黄晓明也被卷入快鹿旗下东虹桥在线的代言风波。对此,一名互联网金融的观察者指出,明星、媒体、知名学者、一些地方政府,都被这些理财平台当作“信用背书”的工具。而随着这些理财平台的倒下,是这些背书的信用破产。其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是巨大的,而重建这些信用,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此次中晋系出事,一些上海市民愤愤不平。因为一直在黄浦江两岸居民心目中比较神圣的几栋外滩知名百年老建筑,也卷入了这场风波,外滩原三菱洋行成了中晋合伙人俱乐部,大楼正门上挂有“中晋1824”字样;中晋1824博物馆设在了外滩5号日清大楼内;外滩8号的金延大楼,也成为了中晋系的办公场所。除了外滩,在陆家嘴,中晋系也基本租下了上海每一栋地标作为自己贩卖骗局的场所,包括未来资产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都有中晋系的办公楼层。在中晋系此前的广告中,无不夸耀其显赫的办公位置。日前,北青报记者逐一探访这些黄浦江两岸的中晋系的场所,已经无一不是大门紧闭。“无论这些包装如何的华丽与高尚,但其核心不变 无非是一个现代版的庞氏骗局。”中晋曾经打造了一支中晋帆船队,悬挂中晋系广告牌的轮渡日夜游弋在黄浦江中,如今,“船”翻了,只剩下13万投资者和他们一时要不回来的本金。财经观察互联网金融乱象摧毁了信用体系在e租宝、泛亚事件、大大集团、金鹿财行等相继出事之后,又一个百亿级理财平台中晋资产倒下,媒体的报道以及公众的关注点大多还是聚焦在他们的诈骗属性上,包括超高收益许诺背后的骗局以及投资者拿不回本金的悲惨。在采访过多次此类事件之后,北青报记者认为,中晋资产这样的诈骗平台对社会最大的危害其实是对商业社会信用体系的摧毁。此前,普通老百姓心中有一把标尺,用于衡量所接触事物的真实程度,明星、学者、媒体、政府等是这把标尺上的计量单位。特别是对于像金融产品这样的复杂事物,普通老百姓可能缺乏判断其真伪的能力,他们只能借助心中的尺子。但现在,这把尺子没有了。当这些骗子们利用老百姓的传统认知,通过明星代言、学者站台、媒体报道、政府支持的“信用背书”方式来达到其行骗的目的。一旦骗局被拆穿,原有的信用体系就荡然无存了。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大火,互联网金融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市场是建立在一个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政策监管的“三无”环境中,甚至几乎没有任何金融背景的企业都能借助于互联网金融分得一杯羹。在出事的企业中,许多涉嫌非法集资、自融自保、拆标、资金池、跑路等问题。但这些企业往往只是出事以后才被追责,而此时的追责往往于事无补。互联网金融乱象和无数百姓被骗的背后,监管的缺位要承担主要责任。金融监管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步伐。在中晋事件中,其奢华的包装与宣传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其“庞氏骗局”的特征,稍有金融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监管部门却放任其日益做大,最终导致局面难以收拾。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就在4月11日公布3月CPI之前,国家发改委10日发布分析文章称,由于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然较低,预计今年中秋、国庆节前生猪价格将高位运行,但上涨空间有限。收到猪肉、蔬菜等产品涨价的影响,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月度调研显示,多数经济学家预判国家统计局明日公布的3月CPI仍延续上升走势,预测均值达到2.43%(前值为2.3%)。多种因素导致生猪价格高位运行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生猪价格不降反升,持续高位运行。3月份,全国平均生猪出场价格为19.02元/公斤,同比上涨55.3%。发改委认为,这是生猪养殖行业经历前几年周期性调整的结果,带有恢复性和补偿性。与去年3月恰逢上轮“猪周期”低谷、生猪价格较低也有很大关系。在上轮“猪周期”中,生猪价格下跌期较长,养猪业长期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导致去年3月生猪价格进入上涨通道后,部分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仍然不高,补栏进程较慢,加之部分地方实施生猪禁养或限养,生猪产能持续处于低位。发改委认为,这是当前生猪价格处于高位的主要原因。另外,去年夏季天气炎热导致9月份后能繁母猪配种分娩率出现连续4个月下降,去年冬天全国大部低温寒潮导致仔猪成活率下降,也影响了近期生猪市场供应,使今年春节后价格不降反升。猪肉价格涨幅明显低于生猪价格涨幅不过,从终端市场的表现来看,猪肉价格的涨幅明显低于生猪价格涨幅。来自发改委的监测显示, 3月份36个大中城市超市集贸市场猪肉(精瘦肉)平均零售价格为33.9元/公斤,同比上涨20.2%,比生猪价格同比涨幅低35.1个百分点;环比下跌1.1%,比生猪价格环比涨幅(3.6%)低4.7个百分点。4月6日全国平均生猪出场价格为19.9元/公斤,同比上涨55.4%,比春节前(2月3日)上涨8.7%;猪肉(精瘦肉)价格为34.7元/公斤,同比上涨23.2%,比春节前上涨4.3%,分别比生猪价格同期涨幅低32.2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但在成本端,随着生猪价格上涨,猪粮比价也持续攀升,已接近历史高点,对养殖户的补栏热情起到了支撑作用。2011年四季度至2015年上半年,全国平均玉米批发价格持续稳定在2.4元/公斤左右。去年7月至今,玉米价格持续下跌,目前已不足2元/公斤,累计跌幅约20%。发改委表示,若剔除玉米价格下跌因素(即假设玉米价格维持在去年7月水平),当前猪粮比价仍低于8.5∶1,处于正常波动的绿色区域。涨价或持续到国庆前由于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然较低,发改委预计今年中秋、国庆节前生猪价格将高位运行。同时,受夏季消费需求处于淡季、饲料等养殖成本下降、替代消费品价格下跌或保持平稳等因素影响,发改委认为,生猪价格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近期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较高,据农业部最新监测数据,3月份生猪存栏量环比增加0.9%,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止跌持平,预示着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下降过程基本结束,后期生猪供需格局可能发生改变。按照生猪养殖周期和市场供求规律,发改委预计9月份以后供求关系趋于宽松,明年春节后可能进入新一轮调整阶段。因此,养殖场户要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判断生猪价格未来走势,合理安排补栏,并顺时安排出栏。针对当前生猪价格情况及未来价格走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有关部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继续密切关注生猪价格走势,加强引导调控,确保生猪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总体平稳,满足居民正常消费需求。兴业银行鲁政委认为,当前猪肉价格已处高位,展望未来,考虑到目前猪粮比已高达10.1,远高于政府设定的调控警戒上限8.5,预计下一阶段政府可能会投放储备肉以平抑猪肉价格。【学习进行时】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中组部也发出《通知》,把这篇文章纳入“两学一做”的重要内容。那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怎样一篇文章,总书记为何如此重视?新华网《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今日推出《习近平为什么提出要重温这篇著作》,为您解析。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相比之下,《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样一篇专门讲工作方法的著作,知名度不算高。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特意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重温这篇著作,有何深意?理解中共成功之道的一把钥匙《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写于67年前,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总字数不到3000字。党史专家却认为,它是理解中共成功之道的一把钥匙。1949年,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把这种转变形象地比作“进京赶考”。考试能否及格,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如何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除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必须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来贯彻执行。毛泽东一贯重视工作方法。1949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渡过,“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28年血与火的斗争中 取的工作经验,是他为全党“进京赶考”准备的“桥或船”之一。在当前,随着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凸现,然而不少党员干部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适症”,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可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被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提及,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此时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我们究竟应该学什么?首先应掌握它的基本思想。其一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多次巡视的结果显示,个别地方党委(党组)“一把手”以集中之名行“一言堂”之实,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是习近平要求我们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深意之一。其二是树立规矩意识。“规矩”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盘点十八大以来的“打虎”实践,反复验证了一条规律:落马高官违法违纪情形各异,但无一不是违反了政治纪律或政治规矩。因此,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中要求,要“在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下功夫,真正把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基本思想,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2015年,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并审议通过修订《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要求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与学习贯彻两个条例结合起来,准确掌握条例内容,深刻理解条例精神,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另一重深意显而易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主要有哪些?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12个方面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有党史专家将这十二条工作方法概括为三个要点: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弹钢琴”与胸中有数;“抓紧”与开会。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其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不仅从正确处理党委会的“班长”同委员之间的关系上,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还提出在党委会内部“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通过“互通情报”等具体方法,以使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保证。“弹钢琴”与胸中有“数”。面对复杂的工作,毛泽东提倡党委会的同志要学会统筹兼顾,他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学会“弹钢琴”,不但要心中有“谱”,而且还要胸中有“数”。如何真正把握客观情况,做到胸中有“数”?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唯一正确途径。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抓紧”与开会。发扬民主和“抓紧”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好各种会议。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做准备。开会时,不要照本宣科,要充分发挥参会人员的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67年后,再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文章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十二种“工作方法”仍是今天党建工作的法宝。(李洁琼 姚润萍)




(责任编辑:太原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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